第307章 西南祸根(2/2)

们用来争斗的刀，而苗民甘愿为刀大半也是因为迫不得已。

    ……

    大明立国之初，对少数民族土司作乱的镇压颇有成效，树立了中央政权的权威，逐渐能够梳理苗蛮地区的事务。

    这一期间，朝廷废除了部分西南各地作乱土司，施行‘改土归流’的政策。

    既由朝廷委派流官直接进行统治，实行和内地相同的地方行政制度，打破土司治理地方政务的传统习惯。

    为平息起义以及尽可能防止类似事件发生，朝廷对民族政策又做出了进一步的调整。

    以缓和民族矛盾的安抚政策为主。

    政治上怀柔笼络，经济上减免赋税，文化上进行“德化”

    这样的手段‘剿抚并重’，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西南地区得以快速稳定发展。

    正统四年（1439年），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反叛，明朝将领沐晟、沐昂两兄弟先后率军前往征讨，均以失败告终。

    其后又派兵部尚书王骥于正统八年（1443年）、十年（1445年）、十三年（1448年）三次出征麓川。

    最终迫使思氏土司臣服，但“连年用兵、死者十七八、军资爵赏不可胜计，”也使朝廷元气大伤。

    而“三征麓川”对贵州还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

    此时贵州各卫驻军被抽调一空，王骥三征麓川的十三万官军之中近一半抽调自贵州都指挥使司辖下各卫所。

    驿道沿途各少数民族因此常年承受难以想象的赋税和徭役负担。

    在此背景下，‘土木堡之变’成为苗民动乱的最大诱因。

    当贵州苗民和土司得知数十万朝廷精锐禁军，竟然被几万瓦剌军打败，皇帝都成为了俘虏之后便纷纷起事。

    二十余万起义武装，在西起贵州龙里，东至湖广沅州，北达湖广武冈，南抵四川播州的广大地域内作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