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3 章 配享太庙的桐城张廷玉(4/5)
下数十次，皆由张廷玉承命应办。若有紧急奏事，胤禛令他入大内，口授大意，或于御前伏地而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精敏详瞻，悉当圣意”。同年十二月，特旨授礼部尚书，并指出：“朕再四思维，非汝不克胜任”。从此，张廷玉跻身于枢臣之列。
雍正元年（1723年），张廷玉复值南书房，与朱轼等人同为诸皇子师傅。四月，任顺天府乡试主考官。雍正帝嘉其公慎，加太子太保。八月，署理都察院事，兼管翰林院掌院学士事。九月，调任户部尚书。十月，张廷玉任四朝国史总裁官。雍正初年，清廷在西北对蒙古准噶尔部大举用兵。由于两路大将军用兵失机，准部叛兵屡扰边境。雍正帝心情焦劳，频繁指授方略。张廷玉“日侍内值，自朝至暮，不敢退，间有待至一二鼓”。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晋保和殿大学士。不久又兼管吏部尚书事务。
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在隆宗门开始设立军机处，命张廷玉与怡亲王胤祥、蒋廷锡领其事[7]。雍正帝将军需一应事宜交怡亲王胤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密为办理。之后，雍正帝以内阁在太和门外，侍值者多虞泄漏，“始设军机处于隆宗门内，为承旨出政之总汇”。张廷玉拟定办理军机处的规制：“诸臣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阁拟旨；要事用折，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亲御朱笔批发”。应当说，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其主要制度都是张廷玉所筹划的。正是从这时起，大学士“必充军机大臣，始得予政事，日必召入承旨，平章政事，参与机密”。张廷玉不仅典掌军机，又兼理吏部、户部要职。总裁乾隆《吏部则例》等典章制度，对清朝政治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病危。临终前，张廷玉与庄亲王允禄、大学士鄂尔泰等同为顾命大臣，遗诏他日以张廷玉配享太庙。乾隆帝即位后，奉大行皇帝遗命，由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辅政。因他们恳辞，以总理事务王大臣称职。
乾隆元年（1736年），张廷玉再次奉命为皇子师傅，仍兼管翰林院事。二月，乾隆帝亲谒景陵，张廷玉与王大臣留京总理事务。自此以后，皇帝每逢巡幸，张廷玉总是留京总理事务。乾隆帝还总是将他留京总理朝政，夜宿紫禁城，并典试科举，选拔人才，考察荐举官吏。张廷玉虽政务繁重，因学间深通，还荣膺雍乾两代皇子师傅。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年过古稀的张廷玉变得越来越固执，情绪也容易激动，导致他与乾隆帝之间渐渐产生了隔阂。
乾隆十年（1745 年）四月，鄂尔泰病故，讷亲取代了他。虽然张廷玉面奏内阁班次应讷亲居首，但其心中亦有难言之隐。为了平衡各种因素，确定“嗣后内阁行走列名，讷亲在前。吏部行走列名，张廷玉在前”。乾隆帝的种种做法，实际上是加剧了满汉臣僚之间的矛盾，使他们很难协调，以致明争暗斗、互不尊服。
张廷玉与鄂尔泰共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鄂尔泰有所过失，他必微语讥讽，使鄂尔泰无地自容。
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张廷玉陈疏以老病乞休。乾隆帝专降谕旨：“卿受两朝厚恩，且奉皇考遗命，将来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之理？”宣谕慰留。
乾隆十五年（1750年），皇长子永璜刚去世不久，张廷玉再次请求归乡，激怒了乾隆帝，于是命以太庙配享诸臣名示张廷玉，命其自审应否配享。乾隆帝用大学士九卿议，罢配享，免治罪。随后归去。后来又因四川学政编修朱筌（其女儿的公公）坐罪，命张廷玉尽缴颁赐诸物。
度娘显示，纵观张廷玉，他从小处做起，堵塞漏洞。由于深得康熙皇帝信任，曾经三任会试同考官，清正廉洁，无人能及。一般人很容易在任考官时收受好处，即使考前不收好处，考完之后，被录取的进士们作为门生来给老师送上礼金，作为答谢，称为“纨敬”，这在当时是普遍现象，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俸禄之外的补充收入。而张廷玉不仅在入闱之前摒绝送礼，试毕门生来谢，他也一律只象征性的收一点礼品，而绝对不受重金。他以同乡左光斗的故事勉励自己也教育门生：左光斗是明朝名臣，在他早年参加乡试时，手持装帧精美的柬帖来拜谢房师陈大绶，陈大绶接见了他，勉励他许多话，但却不收他的拜帖，认为帖子太豪华了，告诫他“今日行事俭，即异日做官清，不就此跕定脚跟，后难措手”。张廷玉以陈大绶的行为要求自己，同时告诫自己的门生，清廉要从小处做起：“不矜细行，终累大德。”
张廷玉一生清正廉洁，没有丝毫贪污受贿的行为，他的高尚品德不仅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和尊重，更为他的子孙后代积累了无尽的福祉。这种福报并非来自于物质财富或权力地位，而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庇佑和传承。
他的儿子们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继承了良好的家风和道德观念。他们明白廉洁自律是做人的根本原则，不为外界诱惑所动摇。这种品质使得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功名利禄迷惑双眼。
同时，
雍正元年（1723年），张廷玉复值南书房，与朱轼等人同为诸皇子师傅。四月，任顺天府乡试主考官。雍正帝嘉其公慎，加太子太保。八月，署理都察院事，兼管翰林院掌院学士事。九月，调任户部尚书。十月，张廷玉任四朝国史总裁官。雍正初年，清廷在西北对蒙古准噶尔部大举用兵。由于两路大将军用兵失机，准部叛兵屡扰边境。雍正帝心情焦劳，频繁指授方略。张廷玉“日侍内值，自朝至暮，不敢退，间有待至一二鼓”。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晋保和殿大学士。不久又兼管吏部尚书事务。
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在隆宗门开始设立军机处，命张廷玉与怡亲王胤祥、蒋廷锡领其事[7]。雍正帝将军需一应事宜交怡亲王胤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密为办理。之后，雍正帝以内阁在太和门外，侍值者多虞泄漏，“始设军机处于隆宗门内，为承旨出政之总汇”。张廷玉拟定办理军机处的规制：“诸臣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阁拟旨；要事用折，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亲御朱笔批发”。应当说，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其主要制度都是张廷玉所筹划的。正是从这时起，大学士“必充军机大臣，始得予政事，日必召入承旨，平章政事，参与机密”。张廷玉不仅典掌军机，又兼理吏部、户部要职。总裁乾隆《吏部则例》等典章制度，对清朝政治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病危。临终前，张廷玉与庄亲王允禄、大学士鄂尔泰等同为顾命大臣，遗诏他日以张廷玉配享太庙。乾隆帝即位后，奉大行皇帝遗命，由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辅政。因他们恳辞，以总理事务王大臣称职。
乾隆元年（1736年），张廷玉再次奉命为皇子师傅，仍兼管翰林院事。二月，乾隆帝亲谒景陵，张廷玉与王大臣留京总理事务。自此以后，皇帝每逢巡幸，张廷玉总是留京总理事务。乾隆帝还总是将他留京总理朝政，夜宿紫禁城，并典试科举，选拔人才，考察荐举官吏。张廷玉虽政务繁重，因学间深通，还荣膺雍乾两代皇子师傅。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年过古稀的张廷玉变得越来越固执，情绪也容易激动，导致他与乾隆帝之间渐渐产生了隔阂。
乾隆十年（1745 年）四月，鄂尔泰病故，讷亲取代了他。虽然张廷玉面奏内阁班次应讷亲居首，但其心中亦有难言之隐。为了平衡各种因素，确定“嗣后内阁行走列名，讷亲在前。吏部行走列名，张廷玉在前”。乾隆帝的种种做法，实际上是加剧了满汉臣僚之间的矛盾，使他们很难协调，以致明争暗斗、互不尊服。
张廷玉与鄂尔泰共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鄂尔泰有所过失，他必微语讥讽，使鄂尔泰无地自容。
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张廷玉陈疏以老病乞休。乾隆帝专降谕旨：“卿受两朝厚恩，且奉皇考遗命，将来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之理？”宣谕慰留。
乾隆十五年（1750年），皇长子永璜刚去世不久，张廷玉再次请求归乡，激怒了乾隆帝，于是命以太庙配享诸臣名示张廷玉，命其自审应否配享。乾隆帝用大学士九卿议，罢配享，免治罪。随后归去。后来又因四川学政编修朱筌（其女儿的公公）坐罪，命张廷玉尽缴颁赐诸物。
度娘显示，纵观张廷玉，他从小处做起，堵塞漏洞。由于深得康熙皇帝信任，曾经三任会试同考官，清正廉洁，无人能及。一般人很容易在任考官时收受好处，即使考前不收好处，考完之后，被录取的进士们作为门生来给老师送上礼金，作为答谢，称为“纨敬”，这在当时是普遍现象，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俸禄之外的补充收入。而张廷玉不仅在入闱之前摒绝送礼，试毕门生来谢，他也一律只象征性的收一点礼品，而绝对不受重金。他以同乡左光斗的故事勉励自己也教育门生：左光斗是明朝名臣，在他早年参加乡试时，手持装帧精美的柬帖来拜谢房师陈大绶，陈大绶接见了他，勉励他许多话，但却不收他的拜帖，认为帖子太豪华了，告诫他“今日行事俭，即异日做官清，不就此跕定脚跟，后难措手”。张廷玉以陈大绶的行为要求自己，同时告诫自己的门生，清廉要从小处做起：“不矜细行，终累大德。”
张廷玉一生清正廉洁，没有丝毫贪污受贿的行为，他的高尚品德不仅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和尊重，更为他的子孙后代积累了无尽的福祉。这种福报并非来自于物质财富或权力地位，而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庇佑和传承。
他的儿子们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继承了良好的家风和道德观念。他们明白廉洁自律是做人的根本原则，不为外界诱惑所动摇。这种品质使得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功名利禄迷惑双眼。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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