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五十一章 孔子（三）(1/2)
夫谋天道、定社稷、破乱局，当以利同，以意合，分之以食禄，化之以名义，力不可不强，虑不可不长远，满怀希望，常抱死志，如此，可为之也。
三代以来，帝、王与诸侯共治天下，所用者皆贵族也，似伊尹之流，终有数，亦天时也。
然，步朝堂，论国政，其名不正，言必微也，其势未成，行必难也。
先圣孔丘初为政，尝于季氏为吏，后平子为其正名，添为大夫末流。
季氏专权于鲁国，危其君，侵其民，此非礼也。
天下失其道久矣，礼乐崩坏，上必有乱政者，在鲁三桓也，尤以季氏为最。
水至浊亦存白鳞，有活源也；夜至暗尚有星光，能自耀也。
故虽以仲尼之志，向礼卫道，上思周公摄政，知功出自其位，德全于己身。
处微末之时，当不拘于道，不困于礼，盖人皆以利禄为要，生民之愿重于圣贤之志。
力无处宣泄，志不得施张，则内犹修身以养德，正如《孟子》所言，‘穷则独善其身’。
所谓失道、违礼，此人欲所致，执政所为，私心甚于公心。
夫欲以己道成天道，以公心胜私心，首要在其位，次者强其力，余者固其心。
道为根本，此三者，成道之要术，如此，可成也。
既已知其要，然后可以行，不至于有惑也。
自仲尼为政，任中都宰，礼施于要处，政通于上下，一年，四方皆则之。
礼乐，秩序之法，故使民安其所，政有其为，如此，可兴焉。
所谓贤者，使民能安其所，政可有其为，性不必高洁，德不必广博，亦大善。
古之为政也，皆在七言之中，谓‘定、兴、治、盛、衰、乱、亡’。
于鲁国，国势虽衰，乱象已生，未至糜烂，犹可用之以礼乐，因其秩序尚存，故力多有施张之处。
夫有为之士，得一器之利而备兵甲，全一域之功而向四方，此人欲也。
时仲尼已有仁政，然鲁国之患，在三桓，在国君之威仪不盛，权柄不利，上下失衡，君臣无度。
孔丘欲以礼乐正天下，然周室衰微，几不可挽回，重在鲁国，首要三桓。
三桓势大，遥想昭公之时，欲除而不能，负身出逃，至死尤悔。
一人之力，寡也，二人之力，盛也，三人之力，势也。
孔丘之力尚不如昭公之时，而三桓之势犹重，此谓敌强我弱，为之奈何？
三桓者，专权于鲁国，所害者，不在鲁民，不在大夫，惟在鲁室，犹在鲁侯，窃其权而夺其民也。
上失其威，则国必生乱，下专于权，则内必生怨。
故仲尼之为政，治其乱而平其怨，复推礼乐，以图王兴。
此亦鲁侯之望，虽非意合，乃以利合，似有同心，或能勠力。
定公进孔丘为司空，后授之以大司寇，相鲁国。
孔丘初涉相位，七日，诛少正卯。
少正卯，鲁国之大夫，官至少正，仲尼以卯身兼五恶，遂行君子之诛。
五恶者，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
此五者，非人伦之恶，非性命之恶，异于礼乐，殊于庙堂，故所谓贤者恶之也。
鲁之大司寇，掌缉捕刑诛之事，然，擅杀少正卯，言不正，名不顺，且有违于礼。
世多有疑，有，则可辩圣人之为政；无，则合圣人之仁德。
故较之礼之仁德与政之得失，后人从其无，取之礼乐。
余从其有，惟论政之取舍。
世有传言，少正卯广开私学，收授门徒，孔丘之弟子，多有往之，独颜回例外。
卯之学，乃刑名律典之学，异于礼乐，迥于孔丘。
古之为政者，登临高位，多有私心甚于公心，以公济私者，多见于史册。
然以仲尼之志，前不见其欲显于形，后不见其行露于外，所求者无非复礼兴业。
礼乐者，分上下，明远近，定次序，制数目，尊上而御下；律法者，分善恶，明利害，同生死，去殊异，维上而治下。
存礼乐，必轻律法；立律法，必小礼乐。
两者非不可并存，古之贤达，或重礼乐而辅律法，或重律法而辅礼乐，临事而决之。
然，春秋之时，王道既衰，霸业已明，礼乐存而渐失其道，律法立而未章其势。
诸国之君主、大夫、贵族，皆得礼乐之利，虽不尊其实，亦护其名。
守礼乐之旧而排律法之新，皆为私欲，似秦之商君、楚之屈子，皆受其害。
于孔丘，则不然。
礼乐，在宗、在威、在别、在数，律法，在一、在信、在同、在变。
两制不可并用，若用之，当不在首要，当不安一所。
处位愈高，愈是如此。
家国之道，不容忧疑，一经忧疑，轻则损命伤财，重则毁
三代以来，帝、王与诸侯共治天下，所用者皆贵族也，似伊尹之流，终有数，亦天时也。
然，步朝堂，论国政，其名不正，言必微也，其势未成，行必难也。
先圣孔丘初为政，尝于季氏为吏，后平子为其正名，添为大夫末流。
季氏专权于鲁国，危其君，侵其民，此非礼也。
天下失其道久矣，礼乐崩坏，上必有乱政者，在鲁三桓也，尤以季氏为最。
水至浊亦存白鳞，有活源也；夜至暗尚有星光，能自耀也。
故虽以仲尼之志，向礼卫道，上思周公摄政，知功出自其位，德全于己身。
处微末之时，当不拘于道，不困于礼，盖人皆以利禄为要，生民之愿重于圣贤之志。
力无处宣泄，志不得施张，则内犹修身以养德，正如《孟子》所言，‘穷则独善其身’。
所谓失道、违礼，此人欲所致，执政所为，私心甚于公心。
夫欲以己道成天道，以公心胜私心，首要在其位，次者强其力，余者固其心。
道为根本，此三者，成道之要术，如此，可成也。
既已知其要，然后可以行，不至于有惑也。
自仲尼为政，任中都宰，礼施于要处，政通于上下，一年，四方皆则之。
礼乐，秩序之法，故使民安其所，政有其为，如此，可兴焉。
所谓贤者，使民能安其所，政可有其为，性不必高洁，德不必广博，亦大善。
古之为政也，皆在七言之中，谓‘定、兴、治、盛、衰、乱、亡’。
于鲁国，国势虽衰，乱象已生，未至糜烂，犹可用之以礼乐，因其秩序尚存，故力多有施张之处。
夫有为之士，得一器之利而备兵甲，全一域之功而向四方，此人欲也。
时仲尼已有仁政，然鲁国之患，在三桓，在国君之威仪不盛，权柄不利，上下失衡，君臣无度。
孔丘欲以礼乐正天下，然周室衰微，几不可挽回，重在鲁国，首要三桓。
三桓势大，遥想昭公之时，欲除而不能，负身出逃，至死尤悔。
一人之力，寡也，二人之力，盛也，三人之力，势也。
孔丘之力尚不如昭公之时，而三桓之势犹重，此谓敌强我弱，为之奈何？
三桓者，专权于鲁国，所害者，不在鲁民，不在大夫，惟在鲁室，犹在鲁侯，窃其权而夺其民也。
上失其威，则国必生乱，下专于权，则内必生怨。
故仲尼之为政，治其乱而平其怨，复推礼乐，以图王兴。
此亦鲁侯之望，虽非意合，乃以利合，似有同心，或能勠力。
定公进孔丘为司空，后授之以大司寇，相鲁国。
孔丘初涉相位，七日，诛少正卯。
少正卯，鲁国之大夫，官至少正，仲尼以卯身兼五恶，遂行君子之诛。
五恶者，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
此五者，非人伦之恶，非性命之恶，异于礼乐，殊于庙堂，故所谓贤者恶之也。
鲁之大司寇，掌缉捕刑诛之事，然，擅杀少正卯，言不正，名不顺，且有违于礼。
世多有疑，有，则可辩圣人之为政；无，则合圣人之仁德。
故较之礼之仁德与政之得失，后人从其无，取之礼乐。
余从其有，惟论政之取舍。
世有传言，少正卯广开私学，收授门徒，孔丘之弟子，多有往之，独颜回例外。
卯之学，乃刑名律典之学，异于礼乐，迥于孔丘。
古之为政者，登临高位，多有私心甚于公心，以公济私者，多见于史册。
然以仲尼之志，前不见其欲显于形，后不见其行露于外，所求者无非复礼兴业。
礼乐者，分上下，明远近，定次序，制数目，尊上而御下；律法者，分善恶，明利害，同生死，去殊异，维上而治下。
存礼乐，必轻律法；立律法，必小礼乐。
两者非不可并存，古之贤达，或重礼乐而辅律法，或重律法而辅礼乐，临事而决之。
然，春秋之时，王道既衰，霸业已明，礼乐存而渐失其道，律法立而未章其势。
诸国之君主、大夫、贵族，皆得礼乐之利，虽不尊其实，亦护其名。
守礼乐之旧而排律法之新，皆为私欲，似秦之商君、楚之屈子，皆受其害。
于孔丘，则不然。
礼乐，在宗、在威、在别、在数，律法，在一、在信、在同、在变。
两制不可并用，若用之，当不在首要，当不安一所。
处位愈高，愈是如此。
家国之道，不容忧疑，一经忧疑，轻则损命伤财，重则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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