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关于南派三叔的毕业论文】1(2/3)
发行。但关于新美学，国外的探讨内容较国内相对丰富，其中与本课题相关或本课题所欲涉及的方面有：对于消费文化的研究、针对娱乐与新美学关系的探讨、新美学中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新变。
总的来说，国内外针对“南派小说”创作风格与特点、历史继承关系、美学意义及社会意义的具体讨论极少，对新世纪国内通俗文学领域新美学的研究分析略失鲜活。论文申报者对南派小说抱有极高的热情与偏好，且自认具备初步的文学理论知识，故欲立足于文本本身，对“南派小说”及其美学意义发表自我观点，并由此探究新美学的崛起。
一、南派小说的历史渊源
（一）“南派小说”概念的诞生
自《春秋》始，史传取代神话传说成为志人述事的正宗，神话历史化进程由仲尼拉开帷幕。《汉书》得成后，史传文学的文法结构趋于成熟，其以纪实主义为根基，一字褒贬的记叙方式，影响广及书、记、碑、铭、论、序等志人散文。史传文学兴盛后，自庙堂传入坊间，正史之下便有了野史，书、记之外便有了说话，纪实之余便有了想象。小说，即在此时应运而生。
诞生之初，小说内部并无“雅”、“俗”之分。所谓“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亍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也[1]”，这一时期的雅文学为诗词文赋所垄断，而被排斥于正统之外的小说不论题材、派别，皆以“最浅易、最明白者[2]”为正宗，与后世所言“通俗小说”的概念互相混杂，作为“正史之余”，更多地承担着“记正史之未备”的职责，而其娱乐与教化功能，则直至明万历年间，才得到了广泛承认。
及至此时，由于对娱乐与教化的双重目的偏重的不同，士大夫与市民两大潜在读者阶级对小说创作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明末冯梦龙于《汉书·艺文志》中首次提出“通俗小说”的概念，自此，“纯文学小说”与“通俗小说”有了最初的分野。
一方面，以文人创作为主的纯文学小说，继承先秦志人散文的文质，由志人志怪小说发展为唐传奇，又演化出笔记体小说及文言小说，到了近现代，则表现为以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左翼作家联盟等文学流派为代表的白话小说。
另一方面，以民间作家自由创作为主的通俗小说，则由口传历史、市人小说，逐步演变出说话与话本小说，在近现代白话文本出现后，与一批由于被新文学抢占市场而被迫向俗向下的旧派小说合流，成为通俗文学的主力军。
现代文学三十年，是通俗小说与纯文学小说出于大众化这一共同需要，产生剧烈碰撞并相互抵触、借鉴的时期。在这一流变中，众多文学现象涌现、文学流派争鸣，通俗文学创作亦步入了一个耀眼的时代，南北方通俗小说由于地域风俗与言语情致的差异，各标风趣，自“南向北赵[3]”始，通俗小说之下，武侠小说、谴责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
如是三十年代雅俗流变的浪潮中，京海两派所彰显出的情与性、“边城”与“围城”、简单与繁华、现实与感觉的对立，正是南北方小说之现代差异性的直截体现。到了四十年代，“北派四大家”坐拥通俗文坛大半江山，以还珠楼主为首，白羽、郑证因及王度庐四人以武侠精神阐释人道主义，以武侠社会表现现代社会困境，技击武侠的诞生更是模糊了侠义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侠客成为英雄的代名词，与同一时期修仙问道、劈山断海的瑰丽浪漫的南派武侠形成了鲜明映照。相较于北派小说的“人情”，南派武侠更重“奇情”，在现实与神怪的比重问题上，他们显然找到了不同的平衡点。
总体来说，北方通俗文学在数量与影响上，都领先于南方。当代学者以《品报》为首，对北派武侠小说等进行了考证与拾遗，相较之下，二十一世纪以前，南方通俗小说便显得默默无声。此时虽尚未曾有“南派小说”、“北派小说”之称，但在风格与情致上南北方通俗文学确已具有其各自特异性。
直至二零零七年，徐磊以“南派三叔”为名，创作《盗墓笔记》系列，并于2010年3月成立南派小说堂会，推崇“想象力极限”与“全新的自由写作模式”，以豪情壮志宣称：“从此世上只有两类小说，即为南派小说和除此之外的小说！”[4]至此，南派小说堂会正式取用“南派”之名，“南派小说”这一概念开始自具风骨。以徐磊为核心，起点、天涯、猫扑等中文网为主要创作场地的“南派小说”，以“堂会”为名，以“天涯分舵”、“彩虹堂分舵”、“猫扑分舵”等为自称，武侠文学的韵致扑面而来；加之创立之初在题材上对“盗墓”、“探险”的青睐，“南派小说”从自发到自觉地开始自南方志怪小说、社会小说中汲取养分；随着明星沧月、江南、陆琪等作家的加盟，其题材有了初步开拓，但究其根本，仍属于南方通俗小说的组成部分。本文之后章节中所将要论述的所谓“南派小说”，其定义也正在于此。
自言“开山立堂”的南派小说因其不可忽视的商业性、视野的局限性及网络文学“奇诡有余，细摹不足”之弊病，尚未作为名
总的来说，国内外针对“南派小说”创作风格与特点、历史继承关系、美学意义及社会意义的具体讨论极少，对新世纪国内通俗文学领域新美学的研究分析略失鲜活。论文申报者对南派小说抱有极高的热情与偏好，且自认具备初步的文学理论知识，故欲立足于文本本身，对“南派小说”及其美学意义发表自我观点，并由此探究新美学的崛起。
一、南派小说的历史渊源
（一）“南派小说”概念的诞生
自《春秋》始，史传取代神话传说成为志人述事的正宗，神话历史化进程由仲尼拉开帷幕。《汉书》得成后，史传文学的文法结构趋于成熟，其以纪实主义为根基，一字褒贬的记叙方式，影响广及书、记、碑、铭、论、序等志人散文。史传文学兴盛后，自庙堂传入坊间，正史之下便有了野史，书、记之外便有了说话，纪实之余便有了想象。小说，即在此时应运而生。
诞生之初，小说内部并无“雅”、“俗”之分。所谓“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亍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也[1]”，这一时期的雅文学为诗词文赋所垄断，而被排斥于正统之外的小说不论题材、派别，皆以“最浅易、最明白者[2]”为正宗，与后世所言“通俗小说”的概念互相混杂，作为“正史之余”，更多地承担着“记正史之未备”的职责，而其娱乐与教化功能，则直至明万历年间，才得到了广泛承认。
及至此时，由于对娱乐与教化的双重目的偏重的不同，士大夫与市民两大潜在读者阶级对小说创作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明末冯梦龙于《汉书·艺文志》中首次提出“通俗小说”的概念，自此，“纯文学小说”与“通俗小说”有了最初的分野。
一方面，以文人创作为主的纯文学小说，继承先秦志人散文的文质，由志人志怪小说发展为唐传奇，又演化出笔记体小说及文言小说，到了近现代，则表现为以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左翼作家联盟等文学流派为代表的白话小说。
另一方面，以民间作家自由创作为主的通俗小说，则由口传历史、市人小说，逐步演变出说话与话本小说，在近现代白话文本出现后，与一批由于被新文学抢占市场而被迫向俗向下的旧派小说合流，成为通俗文学的主力军。
现代文学三十年，是通俗小说与纯文学小说出于大众化这一共同需要，产生剧烈碰撞并相互抵触、借鉴的时期。在这一流变中，众多文学现象涌现、文学流派争鸣，通俗文学创作亦步入了一个耀眼的时代，南北方通俗小说由于地域风俗与言语情致的差异，各标风趣，自“南向北赵[3]”始，通俗小说之下，武侠小说、谴责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
如是三十年代雅俗流变的浪潮中，京海两派所彰显出的情与性、“边城”与“围城”、简单与繁华、现实与感觉的对立，正是南北方小说之现代差异性的直截体现。到了四十年代，“北派四大家”坐拥通俗文坛大半江山，以还珠楼主为首，白羽、郑证因及王度庐四人以武侠精神阐释人道主义，以武侠社会表现现代社会困境，技击武侠的诞生更是模糊了侠义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侠客成为英雄的代名词，与同一时期修仙问道、劈山断海的瑰丽浪漫的南派武侠形成了鲜明映照。相较于北派小说的“人情”，南派武侠更重“奇情”，在现实与神怪的比重问题上，他们显然找到了不同的平衡点。
总体来说，北方通俗文学在数量与影响上，都领先于南方。当代学者以《品报》为首，对北派武侠小说等进行了考证与拾遗，相较之下，二十一世纪以前，南方通俗小说便显得默默无声。此时虽尚未曾有“南派小说”、“北派小说”之称，但在风格与情致上南北方通俗文学确已具有其各自特异性。
直至二零零七年，徐磊以“南派三叔”为名，创作《盗墓笔记》系列，并于2010年3月成立南派小说堂会，推崇“想象力极限”与“全新的自由写作模式”，以豪情壮志宣称：“从此世上只有两类小说，即为南派小说和除此之外的小说！”[4]至此，南派小说堂会正式取用“南派”之名，“南派小说”这一概念开始自具风骨。以徐磊为核心，起点、天涯、猫扑等中文网为主要创作场地的“南派小说”，以“堂会”为名，以“天涯分舵”、“彩虹堂分舵”、“猫扑分舵”等为自称，武侠文学的韵致扑面而来；加之创立之初在题材上对“盗墓”、“探险”的青睐，“南派小说”从自发到自觉地开始自南方志怪小说、社会小说中汲取养分；随着明星沧月、江南、陆琪等作家的加盟，其题材有了初步开拓，但究其根本，仍属于南方通俗小说的组成部分。本文之后章节中所将要论述的所谓“南派小说”，其定义也正在于此。
自言“开山立堂”的南派小说因其不可忽视的商业性、视野的局限性及网络文学“奇诡有余，细摹不足”之弊病，尚未作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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