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七十七章 挨绊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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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好不容易我们凭借自己的力量,总算把出口的目标又转向了约旦、索马里、斯里兰卡、沙特阿拉伯等国,时间又到了1966年。

    (此处文章有删减)

    此后,行业内又开始进行压缩整合,导致大批工人改产、转产。

    工人们放弃原有岗位,最多的去向,就是到电子器件厂。

    这种恶劣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初期。

    京城工艺美术行业才得以久旱逢甘雨,重新又受到重视,开始肩负创汇任务恢复出口生产。

    但许多行业和厂家已经造成了严重人才流失,甚至出现了“人亡艺绝”的现象,实在难以再恢复如初了。

    就比如“蜻蜓贾”的玉蜻蜓已经失传。

    再比如象牙雕刻的“笔洗”和景泰蓝业的“海棠瓶”,也几乎没有人会做了。

    但这还不算什么。

    最最关键的是,在工艺美术行业各自凭着手工技艺,承担着与现代化工业工厂相同的税负时。

    由于工艺品出口体制的垄断性,生产厂家不准自行销售产品,还导致工贸双方的矛盾十分严重。

    负责购销的外贸单位,为多创上交利润,居然死命的卡供货单位的脖子,给价给得实在太低。

    比如说京城工艺美术工厂于1972年生产的多种原料、多种工艺相结合产品《神鹿宝车樽》。厂方定价一万一千元,但外贸收购只开价六千元。

    后多次进行洽谈,厂方要求至少给八千元。

    价格还没议定就送至花城出口产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

    最终实售两万七千元,外贸这才开收购单。

    这还像话嘛!

    所以就因为这种讨价还价互相扯皮现象非常严重,才造成厂家对同一件高档产品,不得不定出两个价格标准。

    但即便这样,企业往往连最低价格也达不到。

    如1973年春季广交会景泰蓝的《万花罐》、《梅花罐》。

    厂家按成本加适当利润定价每对三百元,而外贸只肯给二百元。

    当即就造成新开发的产品“即开即赔”。

    而外贸却在交易会上标价每对六百元,顺利卖给了外商,得到了大批量的订货。

    想想看吧,这种购销模式下,又怎么能让工艺美术品行业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呢?

    甚至外贸为了省事儿,他们还拒收传统题材的作品。

    弄得许多工厂诚惶诚恐。

    结果1978年春季广交会上售出了京城玉器厂过去生产的传统作品——翡翠《花熏》。

    居然卖出了七十万元的高价,相当于出口两万五千辆国产自行车或十九万只京城白鸭。

    所以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肥了过手就拿钱的外贸,苦了辛辛苦苦耍手艺的生产厂家。

    严苛程度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呢?

    说一件事就能明白的差不多了。

    就比如前英国首相邱吉尔之孙小邱吉尔,1973年到京城工艺美术工厂参观时,对一件景泰蓝新产品大瓶异常喜爱。

    他当即对陪同参观的人要求购买这个大瓶。

    但厂方说不能卖,小邱吉尔很不理解,说“你们厂自己生产的东西为什么自己不能出售?”

    厂方则以新开发的产品是展品不能卖做解释。

    小邱吉尔说“新产品也是产品,工厂开工生产产品难道不是为了赚钱吗?你们说多少钱我付还不可以吗?”

    厂方又再三婉拒,但小邱吉尔是非要买不可。

    无奈,厂家最后只好向上级公司请示。上级公司又向其上级请示。

    小邱吉尔从下午一点一直等到四点多钟,工厂临近下班,才得到可以出售这件产品的指示。而这件约一米高的景泰蓝大瓶产品完全没有包装。

    最后小邱吉尔只好自己亲自用肩膀扛走了,但他一再对工厂表示感谢。

    哪怕改革开放后,一些对外宾开放的工厂被准许设立小卖部了,但这种情况也依然没能好转多少。

    因为虽然厂家只出售本厂自产加工的产品,但也要由商业部门派人到小卖部任售货员,不能直接走厂家的账。

    凡出售的产品,要先走商业的账,算是从工厂提出货,商业进了货,这才算符合手续。

    所以,当宁卫民和乔万林来到其他的工艺美术厂家时。

    他们所面对的景象就是这些创汇大户们,普遍把日子过得精穷。

    没办法啊,交的多,留的少,自然就造成了家底薄,资金少,包袱重的局面。

    为了手里能有点活钱,这些厂子真的没办法,不仰外贸部门和商业部门的鼻息。

    另外在生产上,因为太吃亏,厂家们也不爱做高端精品了。

    这很正常,白费力气赔本赚吆喝的事儿谁爱干啊?

    何况厂里没钱,就没有能力投重资花时间培养接班人,研究开发高精端的新产品。

    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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